文化史中的传统人文精神传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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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人为本：从个体到家国

以人为本的思想，起源很早，《尚书·五子之歌》曰：“民可近，不可下；民为邦本，本固邦宁。”民可亲近，不可卑下视之，因为民乃国之根本，根本强固，国家才会安宁。《尚书·酒诰》云：“人无于水监，当于民监。”人不要把水作为镜子，而应该以庶民百姓为镜子。可见古人颇为重视民意。《左传·庄公二十二年》：“国将兴，听于民。”一个国家要兴旺的时候，肯定是看重庶民百姓的意见。在近两千七百年前，古人就有这样的认知，是非常了不起的。继而儒家提出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”。《礼记·缁衣》：“民以君为心，君以民为体。”

在古人的认知中，首先由述祖德、颂家声开始，重振家声，走着走着，就走出狭隘的自我范围，上升到族群、国家的层面，如杜甫、岑参等皆如此。每个人的起步，不一定就要树立多么高远的理想，而应多从身边琐事做起，不蹈虚空。

古代传统诗文，多抒写由个人而至族群、国家甚至人类的普遍情感。这种基于个体而至家国的深切体味，遂具有通性之真实，其感人也深。如张若虚《春江花月夜》，对春江花月夜这个独特情境的深切感知，由个体的丰厚情蕴，推己及人，到了广大的人类。开篇就讲初春时节，浩浩长江和东海相连，潮起潮落，而大海之上，一轮明月随着海潮而冉冉升起，天地如此澄澈，令人心旷神怡，深感天地广阔、宇宙无垠。这么美的景象下，“何处春江无月明”。于是诗人生发联想：“江畔何人初见月？江月何年初照人？”自有人类以来，谁是第一个站在这江边欣赏江天月色、春夜鲜花的人呢？转念一想，世界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，那一轮明月从什么时候开始照临大地？浩茫广阔的宇宙、邈远悠长的历史，的确是无从知道的。“人生代代无穷已，江月年年望相似。”个体的生命是有限的，好在人类的生命是连续的，只要有人能够欣赏到这美好的江天月色，就是美好的、幸福的，就是永恒。“不知江月待何人，但见长江送流水。”这是多么健康开朗、豁达向上的人生，所以诗人也就不伤感了：我不知道未来的人谁会看到这美好的江天月色，但是只要长江之水浩浩东流，这美好的江天月色将会永远存在，故而诗人说：“白云一片去悠悠，青枫浦上不胜愁。”多么美好！天空的一缕白云，轻轻地飘走了，诗人想到了今天晚上在江头渡口，也许有人在那儿深情眺望，期盼远行的游子在朗朗明月下，乘一叶小舟翩然归来。“谁家今夜扁舟子，何处相思明月楼？”诗人真挚地赞美这种人类的美好情感。“此时相望不相闻，愿逐月华流照君”，即使今天不能团聚，但都能看到这美好月色，也是幸福的。美好的春天即将逝去，许多游子在外漂泊，奔波劳碌：“不知乘月几人归？落月摇情满江树。”诗人将自己在春江花月夜所见所思，扩展到祝愿天下有情人人生美好上。只要今天晚上，有趁着江天月色能够回家的人，那么就是幸福美满、令人期待的。所以，诗不是写自我，而是由自我的感触而超脱出去，写到一种普泛性的东西。这样的作品，正是古人以人为本的重要表现。

自强不息：从达观到无畏

《周易》曰：“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。”天道运行正常，不会因为人的意志、想法而改变，所以君子应当取法天，正道直行，自强不息。《汉书·董仲舒传》：“正其谊不谋其利，明其道不计其功。”只要是应该做的事情，下定决心去做，不是为了利益；只要是道义明确支持的，无论下多大工夫，都是必须投入的。

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，在历代文学作品中一直很突出。唐朝刘禹锡年少才高，积极参加永贞革新，后来被贬远州刺史，在路途中又降为州司马。十年后方被调至长安，拟授予官职。回来以后，刘禹锡旧地重游，作《戏赠看花诸君子》：“紫陌红尘拂面来，无人不道看花回。玄都观里桃千树，尽是刘郎去后栽。”结果再度被贬斥远州。又历十三年，经扬州回长安途中，白居易宴请，作《醉赠刘二十八使君》“诗称国手徒为尔，命压人头不奈何。举眼风光长寂寞，满朝官职独蹉跎”，感慨的是刘禹锡二十三年的贬谪生活。刘禹锡则以《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》回赠，以乐观的态度，表达其绝不气馁的昂扬精神。“巴山楚水凄凉地，二十三年弃置身”，二十三年被抛弃于天荒地老之地，但刘禹锡达观超然，“沉舟侧畔千帆过，病树前头万木春”——诗人曾经如花树一样绽放过，也像百舸争流的航船一样，奋争于浩浩江水，而今虽为沉舟、病树，但放眼未来，前途可期，“今日听君歌一曲，暂凭杯酒长精神”。自强不息的精神，体现在对困境的化解能立、对脱困的积极态度。到长安之后，刘禹锡又作《再游玄都观绝句》：“百亩庭中半是苔，桃花净尽菜花开；种桃道士归何处？前度刘郎今又来。”虽多次身处困境，却仍然是那个乐观豁达的刘禹锡。

北宋文豪苏轼，曾深陷“乌台诗案”几乎丧命，“梦绕云山心似鹿，魂飞汤火命如鸡”（《狱中寄子由二首》），后贬谪黄州，实为羁管。当是时，年届五十的苏轼生活极其艰难，“先生年来穷到骨，向人乞米何曾得”（《蜜酒歌》），日常生活“痛自节俭”，“大要是悭尔，而文以美名，谓之俭素”，最大限度地降低生活的欲求，“口体之欲，何穷之有？每加节俭，亦是惜福延年之道”（《与李公择二首》），他倒是把穷困生活当作养生良方了。苏轼偶尔扁舟草履，放浪于山水之间，与渔翁、樵夫相处，往往为酒醉之人所推骂，不以为忤而反以为喜，庆幸自己混迹于市井、山林之中，那个动辄得咎、名满天下的苏轼已渐成“普通人”，不为世人所知，庶几可以省事避祸，“省之又省，使终日无一语一事”，他体会到了其中的“至乐”，不可名状，且深叹此法之奇秘。深自蹈晦的苏轼，正经历着人生的低潮，心境颇为凄凉，深感人生如梦，常常闭门却扫，收招魂魄，隔一二天即往城南安国寺，焚香默坐，深自省察，达到物我两忘、身心皆空的境地。公元1082年，也就是元丰五年，贬谪三年之久的苏轼于春季的一次普通出行中路遇阵雨，没有雨具，同行者皆狼狈。苏轼却以竹杖芒鞋，缓步徐行在穿林打叶的阵雨中，放声啸吟，遂顺自然，无所畏惧。他把一次偶然的风雨遭遇，升华到人生哲理的体验：“莫听穿林打叶声，何妨吟啸且徐行。竹杖芒鞋轻胜马，谁怕？一蓑烟雨任平生。料峭春风吹酒醒，微冷，山头斜照却相迎。回首向来萧瑟处，归去，也无风雨也无晴。”（《定风波》）——经历风雨之后的淡定，对未来永远充满希望的坚强信念，令人感动。正是凭借着这样的思想、心态、坚韧的精神，即使经历几许“人生几度新凉”，苏轼仍然超越了自我，超越了时代，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巨人。

王阳明《次韵毕方伯写怀之作》乃其人生精神之升华：“孔颜心迹皋夔业，落落乾坤无古今”，诗人希望传承孔子、颜回之儒家学术文化，如周朝皋、夔为民生做出一番伟大事业。“公自平生怀真气，谁能晚节负初心？”上句说毕方伯，平生有真气，所谓真气就是元气；下句说自己，当年立下的志向绝不会放弃的。“猎情老去惊犹在，此乐年来不费寻”，见猎心喜，传承文化、建功立业之心念没有丝毫的衰减。“矮屋低头真局促，且从峰顶一高吟。”人在屋檐下，不得不低头，狭小逼仄的空间，无法自由，然而始终要有摆脱困境，登上山巅，放声高唱，获得自由与疏放的精神。也就是说，人生难免要处于矮屋低头的状态，但是不能不保有“且从峰顶一高吟”的心态，只有这样，才能摆脱困境，奋然前行。

厚德载物：从规范到提升

《周易》曰：“地势坤，君子以厚德载物。”坤，顺也，君子要培植道德，来承载万物。古代儒家讲仁义礼智信，就是对人的要求，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。

仁者，爱人，仁德，有仁德之心。仁，就是人与人之间相亲相近。“志士仁人，无求生以害仁，有杀身以成仁”（《论语·卫灵公》），守住人之所以为人的底线被视为仁。所以说“仁，人心也”。义，行为的准则。“君子义以为上。”应该做的事情，就是不计利害，都要去做。“羞恶之心，义也。”（《孟子·告子上》）人是有底线的。人之正路为义，羞恶之心为义；人要有底线思维，不能突破，这也是义。礼，指基本的社会规范，基本的伦理原则。礼是外在约束性的。仁和义是内在发生的东西，自我的道德充溢；礼是外在的、社会性约束的东西，是社会约定俗成、共同认可的。仁义是内在的东西，靠道德的自觉与认知，而很多时候做不到自觉，就需要靠外在的规矩——礼——来约束。因而，礼与仁义是相辅相成的。当礼达不到应有的约束时，就上升到法的层次。所以在古人的认知中，礼法一体，法是强制性的，是要承担后果的。“不学礼，无以立。”礼是社会性的规范与约束。“民之于礼也，如兽之于囿也，禽之于绁也，鱼之于沼也，岂其所乐哉！”鱼是要在江海中遨游的，野兽是要生活在山林里的，人有礼的约束，就好像野兽有笼子一样，鱼有池塘一样，所以“勉强而制尔”（李觏《与胡先生书》）。人之侈纵奔放，就好像野兽对于山林，“禽之于飞翔也，鱼之于江湖”一样，那是本性，即情之自然，所以礼的强制性是需要的。智，智慧，“凡以知，人之性也”，人是有认知能力的；“可以知，物之理也”，可以被认知，是事物之理也。人有认知能力，客观事物有被认知的可能性，就达到了。为什么要学习、要读书呢？就是主动地扩展认知范围，提升认知能力，提高理性的思维水平。信，人言为信，所说与所做完全一致，“国之宝也，民之所庇也”（《左传·僖公二十五年》）。忠信是礼之本，所以管子讲“礼义廉耻，国之四维，四维不张，国乃灭亡”。

古人提倡的仁义礼智信，与日常行为、生活准则密不可分。因而，人应具备仁义礼智信的基本规范。具有仁义礼智信的基本规范，才能厚德载物。唐朝诗人王维《西施咏》歌咏美人西施：“艳色天下重，西施宁久微？”说的是西施长得那么漂亮，不会长久地贫贱下去，自然会发迹变泰的。“朝为越溪女，暮作吴宫妃。”早晨还是越溪边浣纱女子，晚上就被召成了妃子，这身份变化如此之快。王维感叹的是，人的地位变化所带来的认知和行为上的变化：“贱日岂殊众，贵来方悟稀。”贫贱的时候，自己没觉得和别人有什么不一样，身份一变化，就觉得确实不一般。“邀人傅脂粉，不自著罗衣。”日常生活皆有专人侍候，然而更为可怕的是“君宠益骄态，君怜无是非。当时浣纱伴，莫得同车归”，吴王越爱她，她越骄横，吴王越喜欢，她越是不顾是非，变本加厉，恃宠而骄，妒忌排斥。王维此诗的抒写可谓深刻，说透了人性的自私与狭隘。有鉴于此，仁义礼智信对人自身的规范才更加有意义，一种自我充实，可以有自己的人生，也可以让自己在精神上显得强大。

北宋张载《西铭》讲透了厚德载物之意蕴。“乾称父，坤称母。予兹藐焉，乃混然中处。故天地之塞，吾其体；天地之帅，吾其性。”天地人三才，而人与天地同体，因而说“民，吾同胞；物，吾与也”，百姓是我的同胞，世间万物是我生活其中所依凭的必要条件，因而说所有东西都和我是相合的，家国一体：作为个体的人，“尊高年，所以长其长”，尊敬、爱护年龄大的人，让他活得更长寿，更舒心；“慈孤弱，所以幼其幼”，对那些孤幼者，应该给予慈爱关怀，提供一个良好的生长环境，使之长大成人。“圣其合德，贤其秀也”，圣贤是品德思想合于天地之德的人，出类拔萃者。“凡天下疲癃残疾，惸独鳏寡，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”，因此要予以真切的帮助。“富贵福泽，将以厚吾之生也；贫贱忧戚，庸玉汝于成也”，如果拥有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，将会发展得更好；如果身处贫贱忧戚，将激励奋发，成就一番事业，绝不自暴自弃，这就叫厚德载物。因而张载说“存，吾顺事；没，吾宁也”，生存是我顺应自然，顺应天道，死亡乃回归自然，是生命的本然状态。

和而不同：从会通到坚守

古人很早就认识到，只有多方吸收信息，兼听而不偏信，才能全面掌握信息，作出符合实际的客观判断。《国语》载，周幽王八年，史伯给郑桓公讲：民之所欲，天必从之。批评幽王去和而取同，主张和而不同。“以它平它谓之和”，简单来说就是相同的、不同的事物，互相的一个汇合、化合，而产生新的事物叫和。“以同裨同”，相同事物的堆积叫同，“声一无听，物一无文，味一无果，物一不讲”。

《左传·昭公二十年》记载，齐景公打猎回来，晏子侍于侧，宠臣梁据驾车驰来，齐景公眉开眼笑道：“唯据与我和夫。”这是说，朝堂之上只有梁据懂齐景公的心思。晏子回答说：“据亦同也，焉得为和？”梁据是同而不是和。和乃将不同事物相互化合、激发，就像做肉羹，以水、火、酰、醢、盐、梅、鱼、肉等各种食材一起煮炖，“齐之以味，济其不及，以泄其过”，从而造成平和美妙、多重叠加的滋味，“君子食之，以平其心”。“君所谓可而有否焉，臣献其否以成其可；君所谓否而有可焉，臣献其可以去其否”。然而，晏子指出梁据不是这样，“君所谓可，据亦曰可；君所谓否，据亦曰否”，也就是国君赞成，梁据亦赞成；国君反对，梁据亦反对，这是同而不是和，“若以水济水，谁能食之？若琴瑟之专壹，谁能听之”？因此，所谓和，即相反而相成，是听取不同意见的全面考量；同，则是单一的重复，是偏听偏信。孔子总结这一思想曰：“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。”（《论语·子路》）

后来苏轼在这一思想认知上又进一步发展：“圣人之治天下也，宽猛相资，君臣之间，可否相济”，“若上之所可，不问其是非，下亦可之，上之所否，不问其曲直，下亦否之”（《辩试馆职策问札子二》），这就是单一的同而非和，不利于事业的发展与成功。

居安思危：从茅屋到广厦

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强烈的忧患意识。古人认为，从个人而言，人不能全面把握外在的环境、因素，因此需要居安思危，以忧患意识面对可能到来的困境，未雨绸缪；从群体来讲，先民多经历自然灾害、冲突袭扰以及种种不可确定的意外，因此也需要居安思危，以忧患意识而予以先期的警醒。“殷鉴不远，在夏后之世。”（《诗经·大雅·荡》）“作《易》者，其有忧患乎。”（《周易》）俚语曰“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”，也是以强烈的忧患意识，提示人之自觉。

唐朝大诗人杜甫是把这种忧患意识贯彻于诗文中的代表。从“穷年忧黎元”（《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》）到“济时肯杀身”（《敬寄族弟唐十八使君》），诗人的忧患意识不仅是个体的自觉，最终落脚在对天下苍生的挂念，能够从“床头屋漏无干处，雨脚如麻未断绝”的窘迫，生发出“安得广厦千万间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”（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）的宏愿，诗人的忧患意识不是对个体的悲叹，而是从个体到家国的自觉。

这种忧患意识，最终在北宋范仲淹的《岳阳楼记》中被归纳为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，成为此后历朝历代士人的精神坐标。

小结

以人为本的民本思想、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、厚德载物的包容思想、和而不同正道直行的处世精神、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，这是中华传统人文精神的宝贵财富。

这些精神财富不是彼此孤立的。北宋程颢曾做《秋日偶成》二首，其一有云：“寥寥天气已高秋，更倚凌虚百尺楼。世上利名群蠛蠓，古来兴废几浮沤。退居陋巷颜回乐，不见长安李白愁。两事到头须有得，我心处处自优游。”秋高气爽，登临百尺楼台之上，看看世人多追名逐利，如同黄昏时无序而成群飞舞的蝇蚋，不知道方向，浑浑噩噩。古来兴废如同水中浮沤，转瞬即逝，因而人要追求更高层次的东西。人要有颜回退居陋巷、安贫乐道、自足的精神境界；又要有李白那样追求功名事业的赤诚——这两者皆可提振人的精神，将孔颜乐处的圣人境界和李白成就功名的鸿鹄之志很好地结合起来，“两事到头须有得，我心处处自优游”，获致一种精神的自足与自由。其二有云：“闲来无事不从容，睡觉东窗日已红。万物静观皆自得，四时佳兴与人同。道通天地有形外，思入风云变态中。富贵不淫贫贱乐，男儿到此是豪雄。”程颢以为，具有孔颜乐处的精神状态，在任何事情上都能够从容对待，从不焦虑，葆有一种自然状态、良好心境。天地万物，皆是自然而然、生生不息地发展，“我”是天地之中的一分子，随顺天命，随顺自然，具有圣贤境界，却仍是一种凡人本色。追求天道，通于天地有形之外，又能在世间纷繁复杂的万物和风云变幻中，体悟高妙之道。

冯友兰先生在《新原人》中提出四重境界说。一是欲求的境界，欲求的境界就是生物性境界。食色，性也，也就是人的本能。不满足这些欲求的境界，保证不了肉体生存，那么也就不可能有精神的追求。二是求实的境界。我今天做了什么事情，我要得到什么益处。比如工作了一天，获得了一天的收入，这就是求实的目的，很明确，很现实。三是道德的境界。道德的境界是有意识的，要表现出有所追求，而这种道德的境界，高于求实的境界，在这种状态之下，是人们被社会所认可的更高的一个层次，这是绝大多数人都能达到的。四是审美的境界，也称天地境界。就是说做事，是自然而然就想去做的，发自天性，自然而然就达到的那种境界，不求功利、不计毁誉。其实，这四种境界不是截然分开的，是同时在一个人的身上都存在的，往往是交叉、重叠的。程颢诗作所追求的状态，正是这里的天地之境界。

正是这种从古至今的呼应，让传统人文精神得以传承，成为我们文化自信的根柢。

◎本文原载于《光明日报》，图源网络，图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，如有侵权，请联系删除。

发布于 2024-03-27 12:07